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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经验教训

2019-03-31 21:19:25

从明朝建国到嘉靖年间,特别是明嘉靖年间,日本是一个诸侯纷争,政治不统一,经济远较中国落后的小国,倭寇是没有严格组织的、分散的、以劫掠为目的的 一伙亡命之徒。而明朝是一个经济较发达,有统一政权的大国,军事上有统一的指挥,可以协同作战对敌。但是明即使倾全国之力,终不能阻止倭寇的入侵,留给了 我们后人诸多经验教训。明廷长期不能平息倭患,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闭关政策,只会导致灭亡

明朝倭患,在很大程度上与明朝廷的海禁是分不开的。

明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朱元璋 表示“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即实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不准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期间更是弃守舟山等沿海岛县,以武力强迫沿海人民内迁。 洪武年间(1368~1398年)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酷法。又在山东至广东 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

当然,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从社会经济方面 来看,明初社会经济虽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非常微弱,因而没有强烈的对外贸易要求,这是潜在的因素。《明史卷八 十一・食货五》:“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日: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 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也就是说明朝即使和海外互市,也不征商税,国家在从事海外贸易时毫无所得,也难怪皇帝和朝廷都对海外贸 易不感兴趣。

第二,导致明王朝实行海禁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防备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 力,因为他们不仅在南洋一带建立了许多据点,而且和国内外的反明势力相联络,共谋反明,这不能不使明王朝十分警惕;二是倭寇问题,时,倭寇就 不断到中国沿海骚扰,入明后,为祸更烈,这成了明王朝推行海禁最直接的原因。可见海禁政策有对外对内两方面作用,但实际只对大明朝的百姓起了作用,而对倭 寇毫无作用,甚至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永乐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

嘉靖元年(1522年),给事中夏言敷衍塞责地说倭寇起于市舶(即贡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正因为这样,海禁成了“嘉靖倭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靖倭难”其实是一场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历史悲剧。怎么说?要避免这场悲剧的“治本”对策,就是解除海禁,开放对外通商口岸。但遗憾的是当时从朝廷 到地方,都未能认识到开市通商已是当前急务,或者即使认识到也不敢当着嘉靖皇帝的面冒渎地建议。因此要挨到嘉靖皇帝逝世后绑住
,隆庆元年(1567年)*泽民 上疏议请解除海禁政策后,才基本上消除了“倭寇”问题的蔓延。当然,还有历史学家提出:因为“倭寇”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嘉靖政权把“海寇”政治化为 “倭寇”问题,但隆庆以后不再把“海寇”问题政治化,因此就不复存在“倭寇”问题了。也就是说并非隆庆解除海禁后,“海寇”问题也随之消除,而是尽管海寇 问题仍然存在,只不过不再把它政治化成为“倭寇”而已。因此“嘉靖倭难”基本上是嘉靖政权严厉“海禁”的错误对外政策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它随嘉靖一朝之来 而来,也随嘉靖一朝之去而去。

“嘉靖倭难”爆发后,也有几次机会议论开市通商问题,遗憾的是在嘉靖皇帝有生之年,开市通商这条路是禁止通行的。首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当柘林等一带寇乱最紧张时期,深悉海寇始末的杭人,致仕佥都御史张濂,针对时弊上言三策:一日重军法以作积弱之气;二日选民兵以收必胜之 功;三日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他在“复海市”中指出海寇猖獗的根源在于:“武备日弛不能制变,而后海禁渐严,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针对这问题,张濂 强调只要管理得当,“然后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唯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谷应泰编《明倭寇始末》)。尽管张濂的上言具 有对症下药的时效,无奈在嘉靖朝政下,不起作用。其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回宁波归降被捕后,一方面,胡宗宪的军门方面,原有意利用王直的影 响力,以驱除舟山海域各派海寇势力。胡宗宪为着王直的剿抚问题,请教过唐枢。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中,对王直的《自明疏》给予积极的评价。他从过 去、当前以及未来等各个不同角度,分析嘉靖朝廷成立以后,严厉海禁政策后,海寇问题逐年升级的情况,指出沿海海寇问题是历史性的社会难题,能禁而不能绝。 唐枢强调开市问题已不是为王直一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不可的关键阶段,因此赞同胡宗宪的招抚方案。胡宗宪一开始也上疏主张招抚。没想到疏一上,马 上遭到周围总兵官俞大猷、巡按王本固等的强烈反对,以致不得不改变主意,反抚为剿。另一方面,朝廷里对王直的剿抚问题也相持不一,争论了两年,其间也曾一 度出现招抚的倾向,但最后嘉靖皇帝还是把王直杀了。王直的剿抚问题是“嘉靖倭难”的关键转折点。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代表著作《国榷》上,也批评了 嘉靖当局的错误决策指出:“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异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致顿甲苦 战也。”谈迁的这段史评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嘉靖当局当时能接受王直的归顺受抚,妥善处理好开市通商问题,就能避免那以后寇乱向福建、广东,以 及江北,继续蔓延10年的历史悲剧。

二、国不可一日无军,军不可一日不备

不可否认,明初朱元璋和都注意加强 军队建设,加强海防建设,但是随着倭寇侵扰的减少,明廷渐渐放松了军队建设,卫所任其缺额,将官鲜能知兵,水军舰船破损,卫所城池倾圮。战争一来,要兵缺 兵,要将少将,战船不能出海抵御倭寇,城池不能就地抗倭。以至于让倭寇上到陆地后如同闯入无人之境,任他们烧杀劫掠。即使调来的客兵虽然起到过一些作用, 但也是互不相统,纪律较差,靡费军饷,于事无补。事实证明,明廷长期不能平息倭寇,卫所军队无能是其重要的原因。调客兵只是临时救急的措施,而不能起到主 导作用。

如明军在取得王江泾大捷后,由于张经遭诬陷被弹劾进入监狱,由南京户部尚书杨宜代之总督军务。但杨宜节制不力,地方越来越 乱,将士懈弛,众志溃涣,而倭寇侵犯越来越厉害。这年七月,仅仅六七十名倭寇,他们从杭附近登陆,经北新关西掠淳安(今浙江淳安),突徽州(今安徽歙县) 等地,流劫芜湖(今安徽芜湖),北奔太平(今安徽当涂),犯江宁镇(今南京城西南江边的江宁镇),窜至南京城下,侵略大安德门(今南京城西南小行北侧附 近),两日后又侵犯了秣陵关(今江宁县秣陵镇)等地。这次倭寇仅六七十人,流窜达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人,其中包括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攻陷二 县城,历时80多天才被明军歼灭。足见军备不可松懈。

明军开始不敌倭寇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两点:

其一,明军的 战斗力很差,到嘉靖的时候,各海卫的哨船“十不存一”,士兵数也不及明初的一半,明军的一些将领也十分差,如赵文华等人。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在明朝的那种官场风气很难对他们有所指望。当地的不行,政府也曾调过外兵,不过他们的一些风气并不怎么样,他们一般都战斗力很强,不过军饷不足,纪 律涣散,有寇的时候还好,无寇的时候他们就自行为寇,最早对付的不少就是他们。后期明政府重用了像戚继光等将领部分解决了将领问题,而在战斗力方 面,戚继光到任后,上疏请求招募新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农民和矿工共3000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 方法编成新型军队,这支军队中英勇善战的多,被称为“戚家军”。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武装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如瓦氏夫人领导的壮族人民武装和 另一支来自湘西土家族的民兵。

其二,兵器装备问题。倭寇一般用的主要是日本刀和弓,其次是鸟铳等火器,其实弓和鸟铳应该不打紧,应该 说明军和抗倭军队也应该有这种装备性感高挑美女室内黑色网袜诱惑写真
,而且也不会落后。但是日本长刀就危险了,刀长约1.4米左右,具有长柄,他们的长度了重量大约是明军常用的配刀的2倍 左右,而且可以双手进行劈砍,而明军装备的就只能单手。不仅如此,日本当时的制刀技术非常发达,如“村正”等名刀大家也都知道,而且由于日本的当时战斗都 是小规模的,对武器的要求也就很高,造成许多日本武士对刀也十分重视。他们在制刀的时候采用“包钢”技术,这种刀的刀身整体十分坚固。而一般的明军配备的 是一种短单手刀,这种刀只有刀刃部分才是钢制,可以想象到两种刀对劈的惨痛结局。戚继光为了改变装备的劣势,开始重新采用“包钢”技术,他仿制日本长刀锻 造“戚家刀”。这种刀的刀身类似日本刀,不过长度要比日本长刀短小。而且为了适合明军的使用习惯,刀柄有一个向下的弧度,一般所说是单手的,有的资料也说 单双手皆可操控,这使得明军在兵器上拥有了对抗能力。为了对付日本武士的灵活散攻战术,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队是基本战斗单位,队员按年龄、体格分别 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在对付倭寇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我看过电视上介绍说,这种战法的前排是短兵器,也就是“戚家 刀”。

后来,明军之所以能把倭患基本平息:

其一,是因为在抗倭战争的后期,由于明廷大力加强了军队建设,划区防守和有层次的布防,使得沿海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加上装备技术的改善,城池的修筑和军队素质的提高,使得抗倭能力大大加强,为彻底消除倭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数年的战争锻炼出了一批能干的文官和武将。文官如谭纶,在浙江、在福建都全力抗倭童颜巨乳美女模特傲人大奶勾魂诱惑写真
,欧阳祖经在《谭襄敏公年谱》中说:平海卫大捷若不是谭纶指挥督 率,也不会出现自东南有倭祸以来如此快速的胜战。取得平海卫大捷后,谭纶对福建的海防建设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再如吴桂芳,在广东全力支持抗倭名将俞大 猷,使其能施展军事才能,一举歼灭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入侵的倭寇。对彻底歼灭吴平,吴桂芳也略定得当。武官如戚继光由一名参将渐成为总兵,练兵作 战都有创新,使敌人谈戚色变,畏他如畏虎,福建、浙江倭寇的平定和他的智勇是分不开的。再如俞大猷,虽然几经挫折,报国矢志不移,驰骋东南沿海,深谋远 算,每每获胜。这些文官武将的成长为战胜倭患准备了谋臣干将。更何况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都善于练兵,他们所训练出来的军队一反卫所军的积弊,兵识将 意,将识兵情,听从指挥,勇敢善战,成为剿倭的主要力量。

其三,海防改善,布局合理。在抗倭后期,广东分成3路,福建分成3路,恢复了五水寨,浙江分成四参六总,海上防卫力量加强,陆地上城池建筑改善,各守防区,互相联络,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改变了过去海防废弛的状况。

明朝经过200年的抗倭战争,到了嘉靖和朝,我国军事思想得到了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层次的防御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设险防守讲究多层次壤、羊马墙、主墙;防御体系有层次,如海防,防海、防岸、防河,而防海本身又有几道防线。这些都体现了嘉靖、万历时期防御思想的深化和周密。

二是攻守结合的思想。无论是战略上还中战术上,都把进攻和防守结合起来。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守结合夺取胜利。车营战中有守,沿边台垣守中有战; 鸳鸯阵中牌、筅主守,长枪主攻,一头两翼一尾阵,头主攻,两翼主守;守城要有出击部队;守边要有车营等。这是对《孙子》“先为不可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三是力求全胜的思想。全胜思想是中国兵家的传统思想,但《孙子》的“必以全争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指的是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嘉靖、万历 年间的全胜思想是指在实战中夺取全胜的思想。在这方面,不同的军事家的战法不尽相同。比如,俞大猷采取的集中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堂堂正 正,十围五攻,稳打稳扎,夺取全胜。而戚继光则以占优势的精锐部队以奇袭取全胜。但二人都具有奇正变化,相生相救,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夺取全胜的特 点。

四是全面深刻的治军思想。嘉靖、万历年间的治军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性,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 练兵、练将、武器装备以及各个方面的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正确地认识了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二是深刻性,人们普遍认识到思想、胆气 的培养、训练的重要。当然如何培养训练胆气,不同的军事思想家有不同的主张。俞大猷、何良臣等人主要从练艺入手,而戚继光、吕坤等则从思想教育入手。

通过数百年的抗倭战争,明朝军事家们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用、设防和作战的认识都有所深化,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措施。

三、才能走向胜利

纵观明朝抗倭的全过程,明廷功罪不明,诬杀抗倭将领,是延续倭寇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朱纨、张经都是在抗倭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将领,但是他们却被 诬杀,他们不仅功劳被别人替代,而且连命都没有保住。朱纨被陷害,服药而死;张经受谗言,被砍去了头颅。明朝廷如此颠倒是非的举动,使抗倭的将士寒心,大 大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使倭寇一再猖獗。明朝政府的内乱与腐败,将这些能干的巡抚、总督杀害,使抗倭斗争一再受挫。

胡宗宪是一位作 出了巨大贡献的抗倭将领,但他也存在进剿不力的方面。胡宗宪喜功名,虽然花费千金,巧施计谋,遣谋用间,消灭了勾结倭寇的主要汉奸,但并没有完全消灭倭 寇。倭寇依然从其岛国扬帆而来,劫掠中国沿海。胡宗宪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用间计歼灭徐海、王直的,但第二年,倭寇就开始大举入侵了。总督胡宗宪 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朝廷的严厉指责。胡宗宪却声称“贼可指日灭”,但他并没有歼灭倭寇。在盘踞岑港的倭寇造新舟出海时,他竟然置之不追、不 击,任倭寇流窜福建,反而把纵贼的罪,嫁祸于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逮捕至京师问罪。事实证明,对勾结倭寇的汉奸可以用有武力配合的抚剿结合计谋,获得某些 成功,但对异族的入侵,只能依靠强大的武力和国内军民同心同力、众志成城,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那种靠施小计,是不能完全奏效的。

当时风云一时的客兵虽然强悍,马上能派上用场,但因不相统属,难于驾驭;争功私斗,自相仇杀;军纪败坏,骚扰百姓,以致产生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社会弊病。 因客兵难于控驭,经常有“弃戈鼠走,所过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贪残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则污渎妇女,一或捍拒,则露刃而哗,杀人无忌,故谚日:宁遇倭贼,毋 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筹海图编》卷11下,《募客兵》)。戚继光也指出:“远调湖广山东河南等处狼兵土目,虽亦节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终 难控驭,沿途剽掠,甚于盗贼。万里愆期,寇去兵至。师无纪律,缓急不济。绳之以法,则怨而犯上,宠之以恩,则玩而殃民。”(《明经世文编》卷347,《戚 少保文集》)倭寇的基本歼灭,直接原因是由于一批爱国的抗倭将领成长,一支支善战的军队在出现,武器装备也有所改进的。但实际上收到成效的却是明廷在加强 沿海防御整体性的同时,沿海防御的层次性也有了加强,形成了多层次的沿海防御体系,大力加强了团结协作的作战能力和水平。如谭纶、戚继光等名将的团结协 作,使明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倭寇也极少有可乘之机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国内的安定团结才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最有效的手 段。嘉靖年间以后,明廷的文臣武将提出了巩固海防的政治谋略,就是以安定民心,使民众为根本。这既是对当时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 则。倭寇在中国沿海侵略了200年之久,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腐败影响了沿海老百姓的生存,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流民、窝主和 汉奸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特别是军队内部、军民之间的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经历近10年的艰苦抗倭斗争,倭患才逐渐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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